贝尔纳·斯蒂格勒：哲学，技术和行动（下）

By 黎斌 on 2016年4月3日

编者按：基于贝尔纳·斯蒂格勒的“技术与时间”系列著作，本文作者Crogan系统地介绍了斯蒂格勒对于技术哲学的理论探讨，也概述了斯蒂格勒作为社会活动家的轨迹。因为内容较多，原文被分成上下两个部分编译，上半部分是关于斯蒂格勒的理论的简介，下半部分是关于他社会实践的介绍，和其他学者对他的相关批评。在上半部分中，对于人类如何在地球上生存和如何不断再生产自己的问题，斯蒂格勒将技术理解为应对这两个问题的阶段性的和策略性的答案。在所有技术中，他又认为关于记忆的技术是最为核心的，电视电影的节目产业不断地生产着真实或虚假的记忆，这些记忆不断地塑造着人类生产的方式，也不断改变着人本身，从而不断地形成了社会群体的特征。他自己作为学者也不断被卷入这一记忆生产的过程中，而他对于学者的基本立场的理解是：学者应该既有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和判断，也有基于自己的理解和判断的社会行为，这既是知识本身的要求，也是学者这一身份的社会要求，还是学者这一社会群体实现存在价值的基本方式。此文作为所编译文章的下半部分，正是阐述斯蒂格勒如何将自己对于学者立场的理解，和他作为学者的社会活动结合起来。与上半部分不同，为了降低读者阅读的难度，此部分文字更多地根据编译者对原文的理解来组织，忠于原文的程度可能比上半部分要低一些。文中的概念性词汇较多，编译者的理解可能有误，故配上了英语名称，方便读者自行查询。另外在括号中的说明与举例均为编译者的理解，也望读者注意。

文献来源：Crogan, P. (2010) Bernard Stiegler: Philosophy, technics, activism. Cultural Politic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6 (2). pp. 133-156

通过面向大众的写作、演讲和组织社会机构的方式，斯蒂格勒试图将自己思想更加通俗介绍给社会，这也是他试图影响当代技术文化的政治行为。这是因为人类的集体记忆被节目产业（program industries）的技术所塑造，人类记忆的真实性受到威胁，他认为这一技术的威胁是国家与资本的力量通过“自上而下”的路径实现的，所以他试图通过蓬皮杜中心中的工作坊和展览对外传播一种“自下而上”的记忆生产方式。因为节目产业试图通过媒体影响人类记忆，所以斯蒂格勒也参与到新型媒体技术的运用之中，找到某些真实的人类记忆来对抗被节目产业所生产的记忆。第一个项目就是试图追溯19世纪以来的历史，看人类是怎样被生产为“劳动力（labour power）”，又是怎样被进一步转化为“购买力（consumer power）的。另一个“时间线（timelines）”项目则试图通过发明媒体分析软件，来探究节目产业生产人类记忆的具体方法和途径。

通过这些面向大众的项目，斯蒂格勒展示了人类社会中集体与个体的矛盾关系。集体总是试图通过国家调节（regulation）和市场竞争的方式，让个体去适应国家和资本的需求；但是个体总是通过追求个性、摆脱家庭、主动犯罪和建立封闭社区等方式，试图摆脱集体对于个体的影响。在他的非学术写作中，他试图将“欲望（desire）”的概念进行再阐释。欲望是某种渴求，是消费的基础。国家和资本为了控制人类的消费欲望，通过各种媒体中的记忆术（mnemotechnics）在人类记忆和意识的各个层面创造特定的“真实”，这种“真实”是为了激发特定的消费欲望而生产出来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真实。因为这种欲望是不真实的，所以会导致自己的意义消失，进而毁坏欲望本身的存在意义，让欲望无法再被生产和形成，这一进程也会彻底破坏资本主义运作的本身逻辑。这一切正如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所说，资本主义必须依靠欲望才能存在，但是对于欲望的依赖会最终毁灭资本主义本身。

为了避免被毁灭，国家与资本的力量试图影响青少年的记忆、欲望与消费。因为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或者说在个体形成的过程（becoming）中，因为叛逆、阅历尚浅和追求潮流等原因，青少年相对于成年人更容易被影响，这一影响将会持续到成年之后。而斯蒂格勒所说的政治活动，正是为了对抗国家和资本的力量通过这种方式施加的对于青少年的影响。通过组织写作、阅读、讲故事和游戏，让青少年去理解国家和资本的记忆术的作用方式，进而去追寻真实的记忆与体验。

随着斯蒂格勒的影响力逐步扩大，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到对于他的思想的讨论中。例如Bennington就认为斯蒂格勒误读了德里达的“延异（différance）”概念，因为斯蒂格勒的思想中完全没有“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元素。按照Wills的进一步批判，斯蒂格勒没有理解到历史中，人类与技术之间的边界被建构与解构的过程。人类是需要技术来形成自我（becoming）的，但是技术自身发展的速度与人类适应技术的速度是不一致的，为了适应技术的发展，人类不得不调整自我定义的边界（例如随着智能手机技术的发展，人类不得不接受手机作为身体延伸的一部分的角色）。因为技术发展速度和人类自身发展速度的不一致，关于人类和技术的边界的定义在不断形成和改变，也就是不断地建构和解构中。斯蒂格勒的思想中完全忽略了这一不断建构和解构的特征，而是一直认为人类和技术的分界线一直是清晰和确定的。与Bennington和Wills的看法有些类似，Ekman认为人类存在（being）包括了两个基本部分，人类个体和人类创造的机器；这两个部分一起，而非仅仅人类个体，构成了人类存在的本质。不同于斯蒂格勒将技术更多地视为外在于人类的东西，Ekman认为技术就是人类本质的一部分，斯蒂格勒的思想立场中给予了人类本身太多的特权。

本文作者Crogan并不同意这些批判者的观点。在他看来，这些学者的讨论过于学术，而忽视了斯蒂格勒思想中的真正重要之处：政治。谁？为了什么？如何影响和塑造了记忆？我们应该怎样应对这些影响？这些才是更加重要的。哲学让人更好的理解这个世界，Crogan和斯蒂格勒都愿意追求马克思的步伐，认为真正重要的是改变这个世界。而每个学者，在理解世界和改变世界之间，都不得不选择自己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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