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件，企业家城市空间重构之利器？

By 李凌月 on 2016年4月17日

编者按：利用大型事件（如奥运会、世博会、和世界杯）复兴地区经济，招商引资在欧美已有很长的历史。近年来，大型事件更是作为一种空间创新策略，被政策制定者引入城市发展。世界范围内的大型事件申办热潮可从纽约、伦敦、巴黎、马德里等世界主要城市角逐2012 年奥运会的举办权中窥见一斑。在中国，2008年以来的一系列大型事件助推了各大城市的第三轮城市更新。随着2015年7月31日北京获得2022冬季奥运会的主办权，成为全球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又举办过冬季奥运会的城市，中国大城市借国际大型事件的城市转型之路亦进入新的阶段。在西方，大型事件被视作一种企业家城市发展策略用以促进资本积累，这一逻辑是否适于中国语境？大型事件如何影响中国城市？本文试图做简要阐述。本文由来源文献的通讯作者节选编译，内容较原文有删改。

文献来源：Chan, R.C.K. & Li, L. (2016). Entrepreneurial city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urban space in Shanghai Expo. Urban Geography, DOI: 10.1080/02723638.2016.1139909.

何为企业家城市，缘何重构空间？

企业家城市源于1970年代西方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在遭遇经济衰退后的新自由主义转向。传统僵化的福特制规模生产向更加灵活的后福特制弹性生产模式转变，进而导致城市或城市区域尺度的空间成为资本积累的重要场所。相应地，城市管治也从传统的都市管理主义(urban managerialism)向都市企业主义(urban entrepreneurialism)转变。政治权力的尺度下移、以及国家管治机制变迁所带来的市场化和去监管化是企业家城市产生的重要原因。除却对地方政府赋权，企业家城市亦包含支持后福特资本累积体制下新的经济活动和产业发展模式。普遍认为，企业家城市中的地方政府从单一再分配向兼顾再分配与增长转变，并具有亲增长特点和较强的盈利动机。

伴随企业家城市的兴起，西方大城市的空间结构也呈现内城更新和郊区化并行的格局，主要表现为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的重构。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得具有“关键指令和控制功能”的城市中心全面复兴，高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业和新型的国际劳动分工非均衡性地密布在大城市的中心地区，迫使制造业和工人阶级外迁。另一方面，中产家庭对于充斥着无序、过度拥挤和贫穷的城市中心的逃离，以及对于具有“资产阶级乌托邦”（bourgeois utopia）色彩的郊区独立式花园住宅的追求，促使新的飞地城市化（enclave urbanism）伴随着郊区化现象进一步蔓延。资本主义运行逻辑下，空间成为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空间重构则是对于解决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不懈努力以及对资本惯性扩张的空间固定（spatial fix）。在西方民主社会语境下，研究者较为关注地方政府如何与市民社会以及私有团体互动，并借助城市增长联盟、增长机器或城市政体理论分析重构过程。然而近来越来越多学者指出，在企业家城市引发的多尺度空间战略中，各层级的政府才是主导力量，并以各种形式参与其中。这在转型期的中国尤甚。鉴于此，本文认为，在分析中国空间重构主体互动过程中，对于政府行为角色的讨论应是理解变革的关键。2008年以来，一系列大型事件，如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广州亚运等助推了中国第三轮的城市更新。下文以此为背景，以世博会为例，探讨大事件影响下企业家城市空间重构的过程机制。

图黄浦江与世博园. （作者摄于2010年上海）

大型事件影响下企业家城市空间重构分析

经济空间重构：政企博弈之利器

世博会对上海经济空间重构最为重要的影响在于其直接促成了黄浦江沿岸大型国有工业企业的搬迁，为后工业化转向奠定了基础。市场化改革以前，国有企业在我国产业发展中居于绝对主导地位。尽管改革开放后一直推进去国有化(destatization)，但并未削弱国有企业在我国主要产业部类发展中的地位。这些工业企业，通常占据着城市中心地带和宝贵的岸线资源，又因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土地产权关系，往往成为城市更新的难点。

上海作为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其中心城区浦江沿岸有大量的大型工业企业。随着城市发展，产业不断调整升级，这些位于中心城区的企业渐渐难以匹配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产业布局，面临大规模搬迁。基于这样的考虑，世博园选址在黄浦江南延伸段工业企业密布地区，以促进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这些工业企业以各级国有企业为主，兼有少量私企和外企。其中，又以央企的历史最为悠久，规模最大，成为产业布局调整的重点。经济空间重构中的政企博弈主要在政府与央企之间展开。由于世博会作为国际盛会意义重大，其场址的搬迁工作得到了来自中央的支持，得以顺利进行。企业的搬迁与安置则有远见性地融入到上海企业家城市发展战略中。根据上海总体规划（1999-2020），世博园场址中的两大企业——江南造船厂和浦东钢铁厂分别迁至上海市郊位于长兴岛的船舶基地和位于宝山的钢铁基地。这一搬迁的成功之处在于实现了政府与企业的双赢：上海市政府借此储备了中心城区宝贵的土地资源，为打造国际大都市预留用地；企业则不再受中心城用地制约，扩大了厂区面积，并大幅改善了生产作业条件。

社会空间重构：分权化下行政执行之利器

对于社会空间重构而言，因世博会直接动迁了超过1.8万户家庭，动迁总人口约5万人。这一巨大的拆迁量对上海中心城区绅士化之外的城市更新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面对如此大规模的动迁，上海市“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行政架构发挥了重要作用。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上海开始实行行政分权，逐步确立了“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行政体制，极大提升了区一级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世博会进一步强化了区级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在分权化下的行政职能，为世博会动迁工作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坚实的行政基础。由于世博会涉及的动迁量大，市政府采取了“市-区-街道”全动员的工作机制。具体而言，市政府将房屋面积测算和赔偿金计算等权力下放至区级政府，由区政府统一安排具体拆迁工作，并由街道办执行，保证世博拆迁的高速推进。鉴于篇幅，具体动迁过程不多赘述。但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整个动迁的决策阶段并未正式建立公众参与机制，世博会作为国际盛会的特殊性保证了政府对执行过程的高度重视。居民的切身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得到了有效保障。

结语

作为一个有关地方经济的政治行动，世博会从制定到实施都以企业化的运作方式影响上海中心城区产业和人口转移的进程。传统低附加值的制造业由中心城外迁至郊区，被更高附加值高利润的服务业所取代，而居民构成也经历了从低收入住区到奢侈的封闭住区（luxury gated community）的演替。在西方，城市重构很大程度上由私有部门推动，然而在中国，这种重构的动力则来自各级政府。上海世博会作为一项多尺度的全球城市化战略，包含多维度的社会经济空间过程以培育政治管治的功能空间。融入这一重构过程使得地方在优惠政策、税收、融资、以及企业管理等方面都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作为一个以提升城市竞争优势为目标的企业家城市地域营销战略，世博会以其多层的管治模式重塑了城市结构并稳固了流动资本。然而，由世博这一企业家城市策略影响下的空间重构所引发的诸多问题也不容忽视。一个首要的问题即是成本效益。尽管世博会以其国际盛会的姿态能够为上海留下一笔客观的营销遗产以促进外资的积累，所获的收入是否能平衡初始的投资仍然是一大疑问。此外，世博会对社会和环境无形的影响也将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性带来长期的挑战。